当生命到了即将告别的时刻读书告诉我的那些位置

衰老以及死亡，是每个人必经的阶段。最近这段时间，两位名人的生前遗嘱引起了特别大的关注。为什么在生时就写了这些本该在死后才需要说的话呢?因为追求所谓的“尊严死”，那么这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也许在读完《最好的告别》后，你会感悟良多。

前些天，79岁的知名作家琼瑶突然公开了一封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人生中最重要”的信，交代了她的身后事——万一到了该离开之际，绝不抢救，各种急救措施都不需要，让她没有痛苦地死去就好。

无独有偶，3月18日，开国大将罗瑞卿之女，66岁的罗点点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也立下了希望“尊严死”的“生前预嘱”。

能多活一些日子难道不好吗，为什么她们会拒绝各种急救措施呢?“尊严死”又是怎么回事?

关于这些问题，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特别的书，《最好的告别》。

作者阿图·葛文德是白宫最年轻的健康政策顾问，出生于医生黑暗前的黎明世家，还是《时代周刊》评选2010年全球“100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单中唯一的医生。

书的副标题是“关于衰老与死亡，你必须知道的常识”，但在我看来，葛文德的思考和讲述，远比常识震撼。尤其是他对死亡以及临终关怀的理解，更是刷新了我的认知。

我们误解了衰老和死亡

葛文德说，不管你采用了什么办法想留住青春，衰老都是不可逆转的事情——

从30岁开始，心脏的泵血峰值逐年下降，人们跑步的长度和速度都赶不上过去;

40岁左右，肌肉的质量和力量开始走下坡路;

50岁开始，骨头以每年1%的速度丢失骨密度;

70岁的时候，大脑灰质丢失使头颅空出差不多2.5厘米的空间，老年人在头部受到撞击之后，会很容易发生颅内出血;

80岁时，我们会丢失25%—50%的肌肉;

到85岁，40%的人都患有教科书所定义的老年失智(痴呆症)。

老年是一系列的丧失。作家菲利普·罗斯则形容：老年不是一场战斗，而是一场谋杀。

然而，由于“老年”对人类来说还是一种比较新鲜的情况，以致于人们看待这一生命下行阶段时的态度出现了问题。

我们需要帮助的阶段往往很长，我们认为这是一种缺陷，而不是新出现的、预料之中的事态。我们经常炫耀某个97岁的老人跑马拉松的故事，仿佛类似事例不是生物学上的奇迹，而是对所有人的合理期待。

而正因为我们没能很好地接纳衰老，也就没有正确地理解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

在很多人印象里，医院是起死回生的地方，有人死在医院会被说成是“救治失败”——就好像救治必须成功，死亡都不该发生一样。

“书米”们不妨回忆一下，在医院里，有一种情景是不是每天都在大量发生：

身患绝症的病人或重病缠身的老人躺在ICU(重症监护室)的病房，戴着呼吸机，靠各种管子输入维持生命的营养液，他早已意识模糊，不能说话。为了“抢救”，他可能还会接受多次胸外按压、电除颤等急救措施，直到再没有任何办法能找回他的生命体征……

可能有人要说，人还没死，就该尽一切努力延长他的生命，这难道还会有什么不妥吗?

生命当然要努力挽救。但在某些情况下，你的这种坚定信念可能就会动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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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的两难抉择

最终，因为我那位朋友的姑父态度坚定，拒绝截肢，家人也只能听从他的愿望。临终前一个月，他提出要回到乡下老家，不想在冰冷的医院度过最后的日子。

最后的那几天，他虽然已很虚弱，但仍把诸多后事做了清晰交代。2013年新年前一周，他在自己熟悉的家中告别了这个世界。 怎样才是最好的告别?

所以，采取姑息治疗前，通常病患和家属会有一次家庭会议。而这次会议谈话的技术难度，其实不亚于做一次手术。

苏珊·布洛克本人就亲历过这样的时刻。

十多年前，苏珊70多岁的父亲因颈部脊髓处长了一个包块而住院。医生告诉她，切除包块的手术有20%的概率会导致颈部以下全身瘫痪。但是，如果不做手术，瘫痪概率是100%。

手术前的那个晚上，苏珊和父亲聊起了朋友和家人，他们都尽量不去想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苏珊离开医院回家睡觉。走到半路，她突然意识到：“天呐，我还不了解他真正的愿望呢!”

即使身为临终讨论专家，跟父亲进行这样的谈话，同样让苏珊心里难受，但是，她必须逐一讨论那些必须面对的问题。

她问父亲：“为在作为研究样本的352家存在财务舞弊的公司中了博取活下来的机会，我想知道你愿意承受多少，以及你可以忍受的生存水平。”

父亲告诉她：“如果我能够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转播，那我就愿意活着。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愿意吃很多苦。”

听到这句话时，苏珊震惊了。父亲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荣誉教授，她回忆说：“在我有意识的记忆中，他从来不看足球比赛。他描绘的整个画面，怎么说呢，不是我认为我认识的那个人。”

但是，结果证明这个谈话至关重要，因为手术后，父亲的脊髓发生出血。

外科医生告诉她，为了挽救他的生命，他们必须再做一次手术。但是，出血已经让他近于瘫痪，他会严重残废好多个月，而且很可能永远残废。她希望怎么办?

“我有三分钟的时间做决定。我意识到，其实他已经做了决定。”她问医生，如果她父亲活下来，是否还能吃巧克力冰激凌、看电视足球比赛。可以，他们说。于是，她同意让他们再给他做一次手术。

“如果我没跟他做那次谈话，”她告诉我，“那一刻，我的直觉会是让他走，因为情况太糟糕了。但是，之后我会痛打我自己，会不停质疑自己是不是让他走得太早。”或者，她可能会同意让他做手术，却发现他得面对一年“非常恐怖的康复治疗”和残疾(这是常有的情况)。“我会觉得非常内疚，我会觉得是我让他遭受的这些痛苦，”她说，“但当时我不需要做什么决定。”他已经决定了。

葛文德建议，在化疗无效、面临高风险手术、在家也需吸氧、肝脏衰竭持续恶化以及不能自行穿衣等情况下，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做苏珊同他父亲进行的那种谈话，以便考虑清楚什么时候从为时间而战转向争取人们珍视的其他事物——同家人在一起、旅行，或者享受巧克力冰激凌。

善终服务不同于标准医疗，它的本意是在抵达生命终点前，让病人有尊严、维持较高质量的生活。但让人意外的是，它还展现了一些惊人的疗效——有研究跟踪了4493位晚期癌症和心脏病患者，结果发现，他们是否参加善终服务，在存活时间上没有差异，而对于有些病人，善终服务似乎还延长了少则数周，多则数月的存活时间。

这其中的教训似乎很有禅意：只有不去努力活得更长，才能活得更长。

生命是一个故事

▲图转自《经理人》，制图：吴岱云

人生的体验也是如此。

对于人类来说，生命之所以有意义乃是因为那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具有整体感，其弧度取决于那些有意义的时刻、那些发生了重要事情的时刻。

不同于沉湎于当下的体验的自我，记忆的自我不仅试图识别愉悦的高峰和痛苦的低谷，而且还有故事整体展开的方式。为什么一个足球迷会让比赛结束前糟糕的几分钟毁掉三个小时的巨大快乐?因为一场足球比赛就是一个故事。

对于故事而言，结局是最重要的。

因此，葛文德认为，我们在对待病人和老人方面最残酷：类似MSL这样的个人比赛会怎么样呢？的失败，是没有认识到，除了安全和长寿，他们还有优先考虑事项;建构个人故事的机会是维持人生意义的根本;通过改变每个人生命最后阶段的可能性这一方式，我们有机会重塑我们的养老机构、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对话。

善终不是好死，而是好好活到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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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告别》的英文书名是Being Mortal，把mortal being换了词序。mortal being的意思是“凡人”，与immortalbeing“神仙”对应。being mortal，大概就是接纳我们身为凡人的生老病死的意思。

也许在看这篇文章的读者还很年轻，远未到考虑晚年和身后事的时候。但我们更好地理解死亡，也就能更好地理解生命的整个过程。正是在海德格尔所谓的“向死而生”中，我们会更真切地明白自己存在的意义。

《最好的告别》的总序作者，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教授就常和学生说：“不是说你年轻，就一定比老人活得长。把每一天当做最后一天过，也是一种人生观的教育。活就要有品质。上帝让你坐起来，就要有坐起来的光彩。”

故事都会来到最后几行的。如果我们的人生能够拥有一个宁静、平和的结尾，我想那大概就会像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所说的——

“满意地结束你的旅行，就像一颗橄榄成熟时掉落一样，感激产生它的自然，谢谢它生于其上的树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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