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克莱齐奥到现在为止我还在寻找一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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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这一天的气温很低，头一天才下过雨，勒克莱齐奥还是穿着他那双大凉鞋，只是加上了双袜子。我们一起往他住的酒店二楼走，许钧问他“喝茶还是咖啡”，他说“我要喝雨花茶！”。这次来南京，是为了参加南大的110周年校庆，见他的前一天下午，他刚做了主题为“文学的世界性”的演讲。对年轻人、对教育，他都怀有极高的热情，他也认为让尽可能多的孩子们受教育是知识分子的之一，而他也是这么去做的。我们的谈话从文学展开，涉及到流浪、家、童真、语言……结束的时候他在《流浪的星星》扉页上给我画了一颗小星星，他说：“你要勇敢地往前走。”

“在战争里，真正拼命的是女人”

新京报：你的很多书里的主人公都是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她们一派天真，对这个世界理解的都是美好，但是之后她们不得不长大，再去面对许多不美好。

勒克莱齐奥：小说当然和现实结合在一起，我写这样的主人公，一部分原因是我女儿的成长给了我灵感，我有两个女儿，她们成长要面对的东西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学业、第二是前程、第三是感情生活，总结起来就是，情感生活、精神生活和职业生活，具备这三者很不容易，所以我们要特别关注她们的成长。

新京报：《流浪的星星》里的主人公艾斯苔尔17岁时不得不离开她的家乡，她说，“我讨厌旅行，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喜欢坐火车、坐船，我宁愿永远呆在这里，看鸟、看星星，做梦。”但是这本书里的每一章开头，都是她不断地从一个地方离开。

勒克莱齐奥：这个并不矛盾，一个人有的时候为了有一个安静的生活，看鸟、看花，不得不离开。战争期间首先受害的是女人，战火蔓延，她们要逃难，要离开家乡，你不得不做这个，这些跟我个人经历有关系。战争爆发时，我妈妈带着我一岁的哥哥和才刚刚出生的我逃难，我是英国籍，当时在法国如果被抓到是要投到集中营的。我妈妈逃难过程里常常躲起来，每天早上在乡村的田间向人家要饭，来养活我们。在战争里真正拼命的是女人，她们还要养活孩子，我父亲当时在非洲，反而没有经历这样的生活。艾斯苔尔17岁，这个年龄是幻想的年龄、是寻找心爱的小伙子的年龄，但是小说里她又不能。

新京报：而且她还要面对种族歧视。

勒克莱齐奥：你说得很对。

“太阳并不是照在每个人身上”

新京报：这本书里你重复了多次这样一句话——“太阳是照耀在每个人身上的。”这是什么用意？

勒克莱齐奥：这和当时一些历史有关，我查了一些资料，还有当时的报纸。当时以色列国成立，阿拉伯人不得不离开。有个老人就说：“我为什么要离开这里呢？太阳照耀在所有人的身上。”实际上我是反过来去说，太阳并不是照在每个人身上。

新京报：《沙漠》里的主人公拉拉也是不得不流浪的女孩，她会躺在沙漠里看着天空，觉得星星在高点移动，慌忙四走，很像人们在逃跑。

勒克莱齐奥：沙漠更是这种景象，《流浪的星星》不光是个书名，也是秘鲁的一首民间歌曲，歌曲里就说，因为要打仗，人就像流星，没有一个安定居所。这种情况对沙漠里的人更是如此。特别是拉拉，看到天空，看到流星，想到自己的状况，永远没有定所的人实际上一直在寻找。这种状态可能每个人不一样，但是寻找家的感觉每个人都会有。我的家庭也是这样，我由于战争、经济状况，不断离开家，在法国时找父亲都找不到。我的夫人吉米娅是摩洛哥人，是沙漠的女儿。我们不得不经常出发，去寻找我们自己的家。到现在为止，我们还在寻找一个家。

新京报：你不觉得，你在哪儿，家就在哪儿吗？

勒克莱齐奥：确实，就像英语里说的，“你在的地方就是你的家。”但是你得考虑到我们的遭遇造成我们几乎没有故乡，再也回不去了。战争对人的影响，我要在小说里写出来。

“就是现在，我要关注的还是这些边缘的人。”

新京报：《沙漠》里有个男孩叫拉弟茨，他是一个小偷，被迫的，但是他一点都不觉得当小偷是不对的，他还让拉拉加入他们。他不得不过这样的生活，他也接受这种生活，这也是战争中对孩子的伤害吗？

勒克莱齐奥：小说有时描写的现实生活，就是现在，我要关注的还是这样的孩子，边缘的人，没有融入社会的人，没有机会上学的人。在法国有这么一些孩子，从罗马尼亚过来，不能融入社会，他们本身不恶，对他们我很同情，也关注他们。萨科齐当总统时，把这些孩子集中，再遣送回国，这真是法国的耻辱！这些孩子已经在他们的国家没有家了，被父母和社会抛弃了！我希望新一届法国政府能够关心这些孩子。

新京报：这是个题外话，我记得萨科齐对文学也很不屑？

勒克莱齐奥：是的，他确实这样，但他那届政府也是有的。

新京报：你有个短篇《三个冒险家》，讲了三个女孩的故事，故事最后，你说让你最感动的是最后一个叫阿里斯的女孩的故事。但是第二个女孩罗莎，才是帮助这些没有家的孩子的人，为什么你最感动的是阿里斯？

勒克莱齐奥：你读得很细，这三个故事实际上都是有原型的，她们有的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三个人我都喜欢，但是让我感动的是阿里斯，这是我的姑姑，是我父亲的同胞姐妹，她当时在毛里求斯出生，我特别喜欢她。人有两种，有的是行动派，有的是思考派，我的姑姑是后者。我小时候她经常鼓励我写作，她自己也写作。去年我的新作《脚的故事》发表，在其中一篇短篇小说里，我把我姑姑的小说片段嵌了进去。她的思考一直打动着我，对我影响非常大。她生活贫穷，没有钱，终身未嫁，但是她充满爱、也充满幽默。家里的人曾经凑钱给她寄过去，她用了一部分，用其余的钱买了一个中国的雕像。家里人问她“你买这个做什么？”她说，“至少让我家里有一样美的东西啊！”

“作家应该试图挑战新的东西”

新京报：阿尔塔尼，就是那个和拉拉在一起了一段时间的男孩，他不会说话，但是他和拉拉交流又是没有问题的。你怎么看语言在生活里的作用？作为作家你又离不开语言，语言是一种必要的存在吗？

勒克莱齐奥：这个问题非常好，语言当然在交流中是必然的存在，但是人的交流不仅仅靠语言。人除了语言，还有情感、本能的表达。通过其他方式表达，可能有时候不像语言那么理性。但是如果说到文学，文学一方面使用语言，另一方面企图把人类感情中本能的、情感的东西在字里行间表达出来，比如韵律、节奏等，作家就是试图做这样的努力。

新京报：你的语言很有诗性，但是日本诗人谷川俊太郎说诗是“前语言”，就是语言产生前的语言。所以当我们把文字写下来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对语言是一种限制了？

勒克莱齐奥：我最近在写一部小说，主人公是一个傻孩子，这个孩子因为智商很低，他所使用的语言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作为一个作家，要试图把这个孩子的语言和他感知的世界写出来本身就是挑战。对现有语言系统，要怎么超越？我们用同样的字肯定要赋予新的意思。这个智障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是贵什么是便宜，也没有暴力非暴力的概念，我对这个非常感兴趣，我想进入他的世界。作家应该试图挑战新的东西。

“一个老人能相信年轻人，说明他还没有老”

新京报：拉拉特别喜欢苍蝇，你也喜欢苍蝇和黄蜂吗？

勒克莱齐奥：你这个天真的问题，像拉拉一样本身天真。拉拉对任何生命都感到好奇，她看到的所有生命形式、所有生命力，她都觉得惊喜。

新京报：你很珍惜孩子童真的部分，但是很多人长大之后这个童真就没了，眼白从蓝色变成浑浊的黄色，面对这种失去，你会不会难过？

勒克莱齐奥：对我来说，就是在写作体现。保持童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人没有童真，觉得自己是过来人了，反正自己写了也没有人听，那就没有写作 了。作家如果想要保持好奇心和 ，那保持童真是非常重要的。我特别喜欢老舍，他首先很诚恳，他不能为自己是谁而请求“原谅”，但他会祝年轻人好运，让他们继续往前走。

新京报：但是他都没有足够坚强到能活下去，是不是也挺脆弱的？

勒克莱齐奥：确实是的，人很脆弱。但他又是很坚强的，他心里依然存在希望，一个老人能相信年轻人，说明他还没有老。人成长过程中理解成人世界是很难的，但童真世界给了我启示，孩子们善于笑，善于寻找乐趣，人就是在这个过程里不断长大。

“关注底层人群，是文学的使命之一”

新京报：我知道你很喜欢普鲁斯特的那句话——没有想象，只有记忆。可以把你的所有作品看成是你的记忆之树吗？

勒克莱齐奥：这个比喻太美了，我很认同，你想想，我们的创作就是记忆之树，第一是记忆要有根，第二不仅仅是根，还要生长，生长了新的枝叶，就是新的东西。在记忆的根上，从创作上寻找新的不同，这就是创作。

新京报：你希望自己更多关注底层人群，但是可能这些人并不会读你的书，你怎么看文学的现实意义？

勒克莱齐奥：你说的是实际情况，但是并不意味这样我们就不去关注他们。他们并不是不想读，是因为接触文化需要有时间，要有经费。就像我的国家毛里求斯，到现在为止还有 0%的人不识字，我们买了活动图书室，买一些书，免费让他们读书，学写字。这是受过教育和有文化的人的使命。

新京报：这真的很了不起！

勒克莱齐奥：我们还在助学，比如我们在毛里求斯认识一家渔民，父亲的身体不好，家里生活很困难，有个9岁的女孩叫瓦内莎，特别聪明，我们就想办法帮助她上学。但我们也并不是说要像乌托邦那样，而是从小事做起，让大家得到教育、有文化，那就很好。我们还买了大的集装箱，改造以后放在居民区，孩子们可以把书放在里面，他们有了安静的看书环境。如果有一天你到了毛里求斯，你一定会遇见瓦内莎，一定能看到她的学习在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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