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震云做客小崔说事畅谈自己对公知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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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老崔是我第三个舅舅。”“几个人凑一块，为什么总是发牢骚。不说一些建设性的话？崔永元说，发牢骚就是建设性的话。这句话，跟康德是一个水准。”刘震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想要干什么，你一定要先知道你不能干什么。“发牢骚就是告诉你不能干什么”。

《小崔说事》近期频繁访谈作家，2 日晚，河南著名作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震云也做客其中。刘震云一贯以冷幽默见长，无论什么话题，到他口中都能变成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趣话。节目中，他畅谈自己对“公知”的看法，即兴封崔永元是自己的“三舅”，并自我调侃自己一辈子做的事就是“编瞎话儿”。节目播出后，他幽默表达中折射的人生哲理更引发了友的推崇。

崔永元给他灵感，被封为第三个舅舅

如此看重见识，那见识从哪里来？当小崔如此发问时，刘震云透露，给他人生最大启发的人，其实是自己大字不识几个的俩舅舅，一个是赶马车的，一个是做木匠活的，可是他们却给了刘震云最深刻的人生指向，从舅舅朴实的话里，他认定：“像我这样不聪明又不笨的人一生只要干好一件事就行了，而且做事一定要慢。”

刘震云口中一辈子只做的这一件事，被他自己笑称为“编瞎话儿”，谈起他早期“编的瞎话儿”《一地鸡毛》，刘震云感慨：“我对其中的主人公小林很有感情，就像小崔变成老崔一样，我很想静下心来，写《一地鸡毛》的续篇。而正因为这个灵感来自崔永元，所以老崔是我第三个舅舅。”

在刘震云眼中，崔永元的哲学观堪比康德：“几个人凑一块，为什么总是发牢骚。不说一些建设性的话？崔永元说，发牢骚就是建设性的话。这句话，跟康德是一个水准。”刘震云认为，一个人，一个民族，想要干什么，你一定要先知道你不能干什么。“发牢骚就是告诉你不能干什么”。

刘震云笑称，自己准备在“三舅”的启发下，静下心三到五年，跟老林在一起。他还幽默地建议，当小崔变成老崔，节目应该改个名儿。“下次在《老崔说理》时，我带过来的书会是《鸡毛飞过三十年》。”

谈“公知”

不缺知识缺见识，好“公知”应照亮民族未来

作家，通常是人们心目中最标准的知识分子，可是在访谈之初，小崔便向刘震云抛出了一个尖锐且严肃的话题：“知识分子目前已经有些贬义色彩了，您怎么看？”

“中国的知识分子脑子都没问题，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可能出现在眼睛上。”刘震云觉得，讨论这个问题，首先要讨论知识分子存在的必要性。“人类需要知识分子，就是要借用他们的眼睛。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他照射的不会是过去也不是现在，应该是未来，照亮一个民族的未来。”

而说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刘震云认为他们缺的不是知识，而是见识。

以写作为例，他认为倾听书里的人物在说什么，比作者要说什么重要得多。“好多作家、主持人、导演，对书里、电影里的人物，包括对节目里的嘉宾，仅仅是一种利用。看不到他们对人物有何感触。”刘震云说，想写好书，拍好电影，除了懂电影和小说外，还要懂另外许多的东西。“他们占尽了书里、电影里人物的便宜。没见自己掏出来一点点真情。而比真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有什么独特的见识。”在刘震云看来，正是由于缺乏这种见识，才造成了人们对书籍，对电影的失望。

“编瞎话儿”

在人群中说一句话很难，纠正一句话更难

在呼吁知识分子应有创见的同时，刘震云此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推荐自己“新编的瞎话儿”——《我不是潘金莲》，该书8月7日将与读者见面。

这本新作被刘震云称为，是自己曾获茅盾文学奖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姊妹篇。“《一句顶一万句》讲的是，在人群中想找一个愿意听自己说一句话的人，很难。而《我不是潘金莲》则是在人群中想纠正一句话。”刘震云笑道，写完发现，想在人群中纠正一句话，比想说一句话更困难。

以往刘震云小说的主人公都是男性，“我对女性缺乏了解。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这种努力。在现实中我做不到，但我可以用一本书来接近她。”于是这回，他首次以女性为主人公。“这个主人公用了一辈子的时间想在人群中纠正：‘我不是潘金莲。’为此，她从村里一直纠正到北京。可是越纠正越糊涂，本来是一件特别小的事，是一个家庭离婚案，最后闹成了国家大事。”刘震云觉得，自己是听了“三个舅舅”的话，才懂得用“编瞎话儿”的方式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在书店日渐凋零的当下，刘震云却表示，自己并不觉得读书的人变少了，“很多人在地铁里还拿着读书，如果这本书没人读，一定不是读者的问题，一定是作者。我也不相信所谓的好书一定是给少数人读的话，好的书一定是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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