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当选为巴中市网络作协副主席的徐莉体系

刘锡庆先生退休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历任北师大中文系写作、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写作学”研究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

刘锡庆先生退休前为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历任北师大中文系写作、当代文学教研室主任，系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以“写作学”研究及散文、报告文学研究蜚声国内学界。《写作基础知识》、《写作通论》、《诸体述要》等着作影响广远。刘锡庆教授于今年1月15日去世， 月18日追思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忠厚长者，同时散发着异端的光芒

孙郁（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

看了友人悼念刘锡庆先生的文章，忽想起许多的往事。我最后一次见到刘先生大约在十年前，后来音讯甚少。听到他去世的消息，眼前一直闪动的是他那个高大、朗健的身影，连同远去的那个岁月，一切仿佛离今天不远。

他的学术思想，与前人有衔接的地方

我与刘锡庆只是泛泛之交，相处的时间也非常短暂。但在京城的教师中，他是一个可以深谈的前辈，旧式文人的遗风，在他那里也有一些。他的离去，给了亲朋不小的忧伤。翻看微信里朋友的挽联，想起古人“仰视天之茫茫”之句，不禁暗生感叹。

北京的学界有几类教师，一是只躲在象牙塔里，和世风不甚接触，埋头在自己的学问里，所谓为学术而学术者是。二是社会活动家，参与各类的文化活动，在媒体上颇为走俏。但刘锡庆先生不属于这两类人物，他沉浸在学术里，却又关注现实。一面深染学理之趣，一面又在当下经验里寻觅审美的新意。这使他与学院派区别开来，也与流行的批评家大为不同。所以酸腐的理念和时髦的词语在他那里是看不到的。

北师大文学院有一个很深的民国学术传统，但到了刘先生这一代，风气已经大变。张梦阳回忆录里说，他入学的时候已经是反右运动之后，许多名师因为是右派不能上课，刘先生作为新人开始成为教学的主力之一。刘先生留校，政治上定然合格，这是那时候必有的要素。但他的学术思想，却与前人有衔接的地方。我们看他文章中对于鲁迅、周作人、朱自清的论述，都有一种血脉的联系，而他自己也是自觉汇入那样的传统的人物。

这在那时候是很难得的选择，他受到学生的欢迎，也与恪守这样的传统有关吧。

儒家所说的仁爱者，当属于先生这类人物

90年代，我偶尔参加一点文学批评的会议，我们便渐渐熟悉了。他的口音是纯正的京味儿，声音听起来很美。我们见面的时候，都很客气，自然也没有彼此厌恶的那些套路。印象里他十分低调，很少和人去争论什么。他讨论当代问题的时候，看法往往和主流的意识相左，所思所想，是另一套话语。但他不去强迫别人同意自己的观点，只是提示大家注意作家的个性化的生长的可能，那语调背后，总有些余味慢慢缭绕着。

有一次在红螺寺参加小说的评奖，我与先生隔壁而居。那次会议上大家的看法并不一致，对于作品各持己见。刘先生是组长，他听了大家的意见，显得耐心和气，与众人微笑地商量着相关的话题。我发现他是一个很能听不同意见的人，其宽厚、包容之心，散发出旧式学人才有的古风。他的协调过程让众人十分舒服，且得出了大致相近的结论。会议结束后，他把我找来商量工作的一些细节，自己亲自写出评语。和他谈天可以毫无拘束，好像是久违的朋友一般，全没有长辈的架子。人与人以神遇而得心愉，乃至达到无话不说的程度，是一大幸事。儒家所说的仁爱者，当属于刘锡庆先生这类人物。

那一次会议上得到他赠送的一本关于散文的专着，对于其学术兴趣和基本思想才有所了解。大致说来，他的散文理论有一种个人主义精神，是与一般教科书不同的审美意识。行文中置陈言于体外，得妙意于心中，许多思想都逸出了学院派的藩篱，对于僵化的左倾写作模式有一种本然的抵制。刘先生的研究文章通透、自然，于古今的文章脉络有一种切实的心解。他从先秦谈到五四，对于文章的气韵、格调、文体有一种贯通式解析，把握现代散文的起伏之迹，殊多真言。九十年代初，他就一再强调散文的文体意识，并对于极左的思潮颇为警惕。他的许多学生后来在文学探索的路上走得很远，也易让人联想起这位老师当年的一种熏陶。

希望出现没有被污染的新一代，是他按捺不住的渴望

他对于新出现的作家的文本十分关注，一些活跃的新人很快被写入散文的教材里。能够感受到他对于文坛单一色调的忧虑，在他的眼里，希望出现没有被污染的新一代，则是按捺不住的渴望。

忘记在哪一次聚会里，听他谈论文坛的情况，颇为兴奋。他向我介绍新发现的几个学者散文集，大加赞赏。而对于几个有争议的作家的评价亦颇公允。他对于那些异端者的文字的欣赏，看得出其内心的热度。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思想却在异端者流的韵致里，这是刘先生耐人寻味的地方。

他的许多学术友人都是我的朋友，有时候也偶尔参加他们的聚会。有一年他从南方回来，邀我和张梦阳、李静等人小聚。席间讲起文坛新出现的思潮，他关切得很，好似也疑虑重重。那时候他的几个弟子思想是较为活跃的，他担心受到一些冲击，并强调包容的重要性。他不去刻意表述自己的主张，但你能够感受到他的主见，而同时自己又能够努力去了解自己不熟悉的存在。他知道自己这一代人的限度在哪里，故能够避免武断的产生；又会虚心去了望陌生的存在，和时代的某些鲜活的精神就暗自吻合了。这时候他的快乐，从其语气里可以感受一二。在教学的时候，这种感受都传递给了自己的学生们。

作为从“文革”过来的一代人，他的许多学术思考，都留下了与那段记忆的搏斗的痕迹。那些灰暗的经验成了他思考新的文学的内因之一，他的奔涌的神思乃对于早期记忆的挣脱，而审美意识最为深切的部分，都与此有关。这种执着的学术努力，和今天一些浅薄的学术言论比，显得异常凝重。这可以说是我们了解那一代人的精神入口。

现在，刘锡庆先生已经长眠在遥远的南国，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那里有比北方更多的绿色，环绕他的，是花草的馨香。知识人生的一生，有的写出境界，有的活出境界。刘先生是两者兼有之人。在我所结识的学者中，他算是一个微笑的异端，可谓学林中苦苦的探索者。经历过“文革”风暴的人，大凡还能独立思考和写出新的文字者，乃因为有人性的定力。他们的内觉之深，后人未必了然于心。现在想来，这些在今天越发显得珍贵。那是风暴后留下的奇迹，对于这一代人的经验，我们所知所思者，的确都很不够的。

“五四”传人，却又流露着古典的韵味

刘春勇（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 ）

在考场上，我再次见到先生

我并非锡庆先生挂名弟子，却常以弟子自居，且先生亦视我如同己出，个中缘由还得从我硕士入学前的几年说起。

大学毕业那年我报考了北师大当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专业成绩出来时满以为没有问题，然而英语却给了我致命一击。彷徨低落之时，或有朋友劝我说，去京城走一趟，看看能不能争取……于是我就带着公木老师的推荐信南下找到了锡庆先生。1996年 月25日左右我在锡庆先生的家里见到了他。先生拿出报考学生的成绩单给我看，然后很抱歉地跟我讲，破例录取几乎不可能。尽管来之前我就已知希望渺茫，但还是没有控制住自己，像个孩子一样在先生面前委屈地哭了。辞行前，先生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再次见到先生时，我已在长春的一家省直机构就职半年，因春节回乡探亲，路过北京，就顺便探望先生。还是那间小客厅，还是彼此坐在原来的地方，不同的是，先生好像苍老了许多，像大病初愈——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先生做心脏搭桥手术的前几个月，正在病中。坐下来大概不到1分钟，我觉得先生的身体状况不能久谈，就慌忙起身告辞，倒是先生有几分诧异地说再坐一会儿。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便没有再见到先生。1998年的上半年我几乎就要走到了放弃一切梦想的边缘，准备随时向世俗低头。然而，不屈的个性终究还是把我拉回了考研的大军。1999年春节前，我考完试再次经过北京时，第三次见到锡庆先生。印象中，先生的精神好了许多。

1999年 月，我终于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面试通知。在考场上，我再次见到先生，他很高兴，跟在座的所有面试老师说：“他不错，考了好几次，每次专业课都考得很好，就是每次都栽在外语上。”对于我的外语差这一点先生还真的是印象深刻，以至于三年后，我顺利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向他报喜时，他在祝贺之余，却忽然很严肃地问了我一句：“还有比你英语差的没有？”

入学以后，我挂名在杨聚臣老师的门下。杨老师出生在1940年代末期，论辈分是锡庆先生的学生。杨老师为人和善，三年的学习中幸得他的照顾，算是极深的缘分。9月20 日，我还是习惯性地去探望了锡庆先生。这是我入学后第一次登门拜访，还是那间熟悉的小客厅，熟悉的小八仙桌，还是彼此坐在原来的地方，然而不同的是彼此的心境。那一次我印象极深的是先生见我的第一句话，“这都是命！”

后来我才知道，1996年是锡庆先生最后一次招收硕士生。

我的许多根基性的影响来自于锡庆先生

我在北师大硕博凡六年，受到诸多老师的教诲与影响。现在仔细回想起来，许多根基性的影响是来自于锡庆先生。

硕士期间，我几乎每两个星期就要到先生家里去拜访一次，每次的印象都是：门铃响了，门内一声咳嗽，老式的防盗门哗地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接着看到的便是一张菩萨一样慈祥的面孔，笑容温和宽厚。进到屋子里面就还是那间熟悉的小客厅，熟悉的小八仙桌，还是彼此坐在原来的地方，然而聊的内容却已经是不拘了，古往今来，上下四方，或师徒问答，或传道解惑，不一而足，然而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学术研究，中人以上即可，只要勤奋，专注一个问题，三五年必有所成。”“惟多读书，手不释卷，思想时刻运转，于读书致新中获得灵感，创造新的思想，而切忌急于出成果。”“写文章要做减法，宁短勿长，文章成后，要反复阅读与修改，每批阅一遍要减去不必要的字句，做到最简洁。”这些只是无数次谈话中的一些点滴，然而于我，却是终身受用的良方。

先生新时期以来，先是以“写作学”而闻名，后来顺理成章地转到“文章”痕迹最强的散文领域，成为独树一帜的散文批评家。先生为学，敏于观察，有着极高的鉴赏力。在我的阅读印象中，先生为文的精神是五四的，有着强烈的主体关怀，独钟于性灵的书写，然而在运笔上，先生却略过五四的翻译文体，直承中国古典“文章”的笔法，这一点，只要稍微读过先生的文章就知道。他的成文断句对过长的欧化文体是断然拒绝的，其行文之中，往往短句居多，尽管用的是地道的白话，却也能写出古典文章整散结合的韵味。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拿先生的文章与同时代任何一个人的文章摆在一起，就能一目了然地看到：普通的行文显现在页面上的直观是漆黑一片，多用奇长的欧化句式，而先生的文章在页面上则呈现出大面积的留白与标点，这正是多用短句的结果。在这样一种直观的显现中，我发现先生骨子里面的韵味是“古典”的，然而又不失五四现代的传统。仅此一点而言，我觉得锡庆先生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存在。

1999年，先生的挂名弟子皆已出师门，因频繁地接触，加之历史的原因，先生实已视我为己出。印象极深的是硕士论文答辩的一幕，答辩前，先生将我的论文仔细批阅了数遍，给予赞赏与肯定，答辩会也在预料的叫好中进行，不过蔡瑜嘉老师在赞美之余提出了一个小小的不足，即我的论文从头到尾“辩证法”的“辩”字皆错写成了“辨”。蔡老师提到这个问题时，我注意到锡庆先生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这个细节令我终生难忘。

这样的熟络，有从师生变成亲人的感受

2001年，先生南下组建珠海分校文学院，临行前，他希望我能够考他的博士。然而暑期回京后，他告诉我，因退休，他不再有招收博士生的资格。命运真是阴错阳差，我最终还是没有做成先生的挂名弟子。

2002年9月，我转到刘勇教授门下攻读现代文学博士。这期间，锡庆先生大部分时间都在珠海，接触比以前少了许多。然而，他还总挂记着我的学业。这一年他在其组稿的一家学报上刊发了我人生中的第一篇学术论文。更为重要的是，2005年正是在他的引荐下，我才得以在现任的大学谋一份教职。先生之于我的恩情大矣！

同先生更为频繁地往来是在他70大寿以后，那时先生已经从珠海教职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同师母安享晚年，二老开始过起了“候鸟式”的生活——半年珠海半年北京。

因为9月要回珠海，2007年先生的70大寿便安排在8月下旬的一个下午，地点在师大附近的一个酒店，来了许多人，都是先生的弟子，作家斯妤也在座。又恰逢自选集出版，先生坐在众人中间，带着生日的王冠给弟子们一一签字送书。那是我见到先生最容光焕发的一刻，至今记忆尤深。

此后十年，每次二老回京，弟子们都要聚上几次，而几乎每一次我的任务都是开车接送二老。这样的熟络下来，竟然有从师生变成亲人的感受，而二老益是对我有了许多的亲近，见面谈论的话题则多由学术转变为生活。

先生走了，我梦到了他

先生生性内向，尽管讲学时神采飞扬，但私下跟弟子们聚在一起时，大多数时候只是静听大家的发言，偶尔才插上两句。到了先生辞世的前两年，弟子们聚会时发觉他言语越来越少了，都深感忧虑。2014年后，二老北归，经常会到燕郊的房子里小住，我因住在通州，近便的缘故，时常会去看望二老。燕郊离城较远，弟子们也就聚得少了。2016年，也就是先生去世的前半年，弟子们不知何故，竟都没有聚上一次，到了今年1月15日先生去世的噩耗传来时，大家都深以为憾。

然而，我还有一丁点的“欣慰”。2015年10月12日，我请先生到中国传媒大学附属中学做了一次关于“作文”的讲座。现在想起来，这大约是先生几十年执教生涯中的最后一讲吧！

去年因为忙于各种会议，我迟至10月20日才到燕郊见到二老。先生平素爱吃辣，喜欢吃那种变态的辣，因此，每次聚会弟子们都尽量找京城最辣的餐厅。那一次我见到二老后，就跟燕郊的朋友打听最辣的餐厅，然后就去了一个四川饭馆，想来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先生在一起用餐。吃完饭后，我问先生，辣不辣，先生说不辣。起身的时候，先生从椅子上站起身来所花的时间足足有一分钟……

送回小区后，我上楼陪二老坐了一会，先生很开心，说了许多的话，并且还请师母给我们拍了一组合影存念，没想到这竟成永别。

两个多月后，先生在珠海溘然长逝。

2017年1月17日，我飞往广州，准备赶往珠海去悼唁先生。18日凌晨在广州，我梦到了先生：（场景一）先生要走了，他躺在床上，说脚冷，我给他盖好被子；（场景二）听说有一位学界的朋友发来了唁电，毛笔写的，竖排，很漂亮，先生就要我在手机里打开给他看，可是怎么也打不开；（场景三）时间紧迫，电话铃声响起，先生接电话，这个时候他是站着的，高大的身影……我猛然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我赶紧看时间：10:08，梦结束了。

巧合的是，1月19日，先生的追悼会正式开始的时间恰好是10:08。

更巧合的是，先生北师大住宅的门牌号也是1008。

（本版插图刘巨德）

（编辑：王怡婷）

为什么会得冠心病呢江西治疗牛皮癣方法防动脉硬化症状能吃通心络吗

静脉曲张是否能治好
骨质疏松吃什么药效果好
治疗经间期出血的中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