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盗墓笔记成名的南派三叔体系

他的肉身走了，这是他的生日，他的灵魂再度和我们在一起。

1月4日是已故作家史铁生的生日。昨天上午，史铁生的上海朋友们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去世的作家举行了追思会，几十位中文系学生挤满了小会议室。“今天的孩子可能不晓得史铁生是谁，他是做什么的，还不晓得我们的损失是什么。”作家王安忆说，“很欣慰今天来了那么多人。”

“他把生命换成文字交给我们，结果我们轻慢地对待他”

幕布上反反复复播放着史铁生和朋友们的合影，他永远是照片里这群人的核心，照片里满是他的欢笑和宽厚。这是一个坦然面对死亡和病魔的作家。作家王安忆和陈村原本要赶到北京参加追思会，最后他们留在上海，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商议之后决定在上海也办一个追思会。会上，王安忆和陈村回忆到动情之处，忍不住哽咽、落泪。史铁生在2010年最后一天辞世，令无数人扼腕、哀痛和惋惜。对于同时代作家，他的家又是一个作家活动的场所，大家在他那里谈论、思考平时忘记的东西。可他对大多数人，又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知晓他的名字和不幸处境，却未必真正熟悉和阅读他的作品。他从来不是一个公众人物，主动或者被动地封闭在一个空间中，用文字诊析这个时代的病痛。

史铁生的辞世引起那么大的回响，可另外一方面，我们真的认识史铁生吗？更多时候，史铁生是一个人人交口称赞，但不是被认真去阅读的人。同济大学文学批评家王鸿生说，“我们批评界应该是非常惭愧的，没有一个人真正对待他，这个人把生命换成文字交给我们，结果我们轻慢地对待他。我们的时代悲剧是，一种真正的精神创造，一种寂寞的创造，但却不受人关注。只有他死了之后，才可能引起我们一点震动。”

而史铁生的朋友孙甘露在追思会上认为，史铁生是这个时代的隐喻，“他的病躯好像是对这个年代的隐喻，从他的眼里来看待这个痛苦的时代。史上有很多作家去世之后，有很多人来悼念，是因为某些时代性的东西。我想，史铁生的辞世也触动了这个时代的某根神经。”而在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严锋看来，在这个痛苦的时代，“某种意义上，我们每个人都是病人，时代生了病，我们需要救助，抚慰，但这些东西恰恰是这个国家和文化稀缺的资源。史铁生代表了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东西。”

“我们这批人也开始慢慢谢幕了”

追思好友史铁生，作家王安忆首先想到的场景是1986年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的一个文学晚会。“这个晚会上，我印象最深的是三代作家上来说一段话，第一个是冰心，她个人没有到场，但她的声音到了，第二个是张洁，第三个是 。活动第二部分谈到知青的时候，史铁生没到场，当时一束光打在舞台上，史铁生的声音传了出来，他当时的意思是这样的，‘历史承担了责任又怎么样，我们的路还得靠我们走’。那个文学晚会上，组织者张辛欣一直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她反反复复都说一句话，‘这是最后的晚上’。她指的是当年最后一晚，但听来是那么的不安。想不到20多年过去了，史铁生都离开了，我们这批人也开始慢慢谢幕了。”

史铁生当年说，“历史承担了责任又怎么样，我们的路还得靠我们走。”史铁生在上山下乡的年代，双脚残疾，所以王安忆在追思会上说，像史铁生这样一个最有权利去控诉、批评历史和时代的人，为何又不那么愤慨？“出于什么？”这是王安忆面对史铁生始终疑惑的地方。

而史铁生真实的生活是如此艰难，作家陈村在追思会上向与会者描述了史铁生日常生活点滴，“他比我们想象的都要虚弱。他以前也说过，每次透析完毕就像飘在云里一样。他等于两天小一次便，积累了很多毒素，透析完毕，人又很累，然后在两次透析中间有力气去看书写字。”可另一方面，陈村说，“他并不闭塞，外面乱七八糟的事情他都清楚。他不是一个靠屏蔽外面信息来维持内心平衡的人。他没有去抱怨，跟自己作对，他很坦然。”所以，王安忆说，“对他，死亡就是临近的，问题是他怎么度过每一天，而且每一天并不是愉快的。生命、灵魂，对我们是闲聊，对他就是生命必须面对的问题。”

  （实习编辑：明莉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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