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恶犬般的小说位置位置

文章来源:新竹文学网  |  2021-02-07

长篇小说《寡人有疾》2012年10月出版,苗炜著。

在古希腊的传说里,通往阴间的大门由一只叫刻耳柏洛斯(Cerberus)的恶犬看守。这只狗有三个头,凶狠无比,大力神赫尔克利斯(Hercules)要闯冥府救人逞能,就得先过它这一关。苗炜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寡人有疾》,其实就是这样一只神狗,它也长了三颗脑袋,分别是唐朝诗人卢照邻、宋朝名医李东皋和民国洋博士的故事。这三篇故事皆是动物凶猛,谑气十足,从卖友自保的酸文人,到京城第一健笔,再到微秃的方博士,一路下来,咬人无数。

苗师傅写的究竟是不是小说,这问题也如同刻耳柏洛斯的生物属性一样,令人疑窦丛生。若按小说的章法,全书不仅没有贯穿始终的叙事声音或人物,甚至连各篇的叙述风格都难以统一。为了搅混水,作者一会儿拿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ierkegaard)和瑞典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Tomas Transtromer)做题记,一会儿坦承自己的叙事腔调其实学的是评书大师单田芳。至于为什么要放这三个故事在一起,苗炜也只是含糊其辞地在自序里说:“我有我的道理。可我又说不出来。它如此重大,所以不能把它太当回事儿。”

一语道破天机的,是上海作家小白。当他读到高宗因为“一根儿 的事”把长安私家动物园的大象弄得满城飞奔,小白说道:这分明是《巨人传》的写法。若能细细领会这句话,《寡人有疾》在形式上遭遇的尴尬便可迎刃而解 正如《巨人传》的作者弗朗索瓦·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承继的是梅尼普讽刺(Menippean satire)的伟大传统一样,苗炜写的也并非是小说(甚至也不是古代章回体或评书段子),而是西方文学史上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讽刺(satire)。

追寻讽刺文学的前世今生将是异常复杂的话题。古罗马的讽刺是作为史诗的竞争者出现的,而十八世纪欧洲托利党人则以讽刺为武器,对抗辉格党人推崇的新兴文类 小说。依前苏联文学批评家巴赫金(M. M. Bakhtin)的看法,小说的兴起和梅尼普讽刺关系尤其密切,因为在后者的狂欢化式叙述中,充满了对各种文学形式的戏仿,这种复调性也是小说得以脱胎而出的重要特质。

不过,讽刺和小说虽然交汇之处甚多,在某些关键的方面却大异其趣。如果说传统小说的使命是探索并再现笔下人物的复杂意识(如英国作家萨缪尔·理查德森Samuel Richardson的《克拉丽莎Clarissa》),那么讽刺作家则并不致力于塑造人物,也不关心推动情节的人物行动是否具有可信性。事实上,苗炜笔下的主要人物都是脸谱化的:第三个故事中,杜一举的爱情对象晚萍,缺乏足够的铺陈和因果;再加上之前两个故事里差点被皇帝临幸致死的徐美人,和心甘情愿被男人吃掉的春兰姑娘,苗师傅作为小说家的孱弱倒是后话,“厌女症”的罪名他是难逃干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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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讽刺真正关心的又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社会之疾。

没有哪一种文类比讽刺更为鲜明地介入历史政治。稍有文化的读者很容易从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那些会说话的动物当中辨认出斯大林和托洛夫斯基;英国作家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那些夸张变形的人物也并非自给自足的存在,它们总是指向斯威夫特所处年代的某个政治集团或真实人物。小说家在模仿中创生一个虚构的想象世界,而讽刺家则在模仿中发动一场针对现实世界的逆袭。所以,小说家的金线是细腻与奥秘,而讽刺家的评价标准却是牙口 是否咬得准,是否咬出血。这也是我把《寡人有疾》比喻成恶犬的原因之一。

讽刺文学的这种攻击性,决定了读者必须拥有一种二元思维。在《战争与和平》的世界里,安德烈就是作家托尔斯泰创设的独一无二的存在,可如果读到苗师傅笔下那个在大狱为皇帝苦心设计七人内阁的侯牧言(字“先知”),或看到完颜将军如何依靠汴梁城老百姓的相互举报抓齐三千大头瘟患者,如果此时你未能脑补出某些在历史中被湮没或被禁止的名字和情景,那么很抱歉,你不是一个合格的读者。

这种对读者的拣选,同样也可能意味着一种隐匿的快感。它就像一个猜谜游戏,高智商的读者需要仔细嗅出书中可能的谜面,然后调动丰富的联想寻找谜底。这种快感的强烈程度,取决于被讽刺的对象的权力大小。在上世纪的俄国文学中,最爽的讽刺往往也是最危险的,写作和阅读都可能致命。但当苏联读者在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找到影射斯大林的蛛丝马迹时,那种心领神会的智力奖赏却胜过了一切。

不过必须指出,苗师傅在挑选对手方面口味相当泛滥。据说,他写这本书时,没事就去微博转转,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就琢磨着怎么给写进《寡人有疾》里。我以小人之心揣度,京城文化圈里的衮衮诸公或各色名媛,真正被放过的应该极少。很有可能你读到书中某个段子,笑得前仰后合,激动地去上帮苗师傅吆喝卖书;结果晚上进了被窝,越想越不对劲,最后发现自己身上也有杠杠两道牙印。

当然,若讽刺文学的妙处仅仅就在于拐弯抹角地针砭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或是为了炫耀作者的鸡贼和发泄私愤,那么这样的作品无疑是肤浅且短寿的。现在的读者(除了传记作家),谁还会真的关心古希腊作家阿里斯托芬或俄国小说家契诃夫在现实生活里的仇敌是谁?甚至在多数时候,《寡人有大比分超出。疾》中的讽刺对象都经过了作者精心的涂抹、扭曲和整合,你也只能隐约觉得是在说谁,想去一一对号入座则绝非易事。

这进一步说明,高明的讽刺文学以现实生活为原型,但却绝不止步于此。甚至讽刺挖苦也并非作者真正的目的,因为被挪揄的人物不过是充当了愚蠢、偏执、伪善或懦弱这些人性弱点的文学提喻罢了。以一时一地之事入笔,可最后讽刺的却是人类永恒的疾疴,这才是讽刺文学的真谛 这也是为什么在苏联解体后,阅读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却仍然让我们字字惊心一样。

在我看来,苗炜真正运思高妙之处,在于对讽刺文体的自觉(虽然这种自觉在三篇故事中并不平衡)。当他以疾病和治疗作为全书的主题时,《寡人有疾》就构成了一种关于讽刺的讽刺。这种文学形式对人性的撕咬,就好像是一种放血疗法;在文字的咸湿、荒唐和癫乱之后,藏裹的却是一颗医者仁心(哪怕讽刺文学在智力上从来都是居高临下的)。

在第一个故事《诗人与医院》的结尾,诗人卢照邻罹患麻风,走投无路,最后又被家丁出卖活埋。原本以为这是落魄诗人的最后下场,倒也符合我心目中的苗师傅对知识分子一贯的刻薄。然而,故事笔锋一转,卢在活埋后竟928然无师自通了胎儿才会的龟息之法,反而把“医圣”孙思邈都束手无策的麻风之毒克住了。但仅仅接地气还不够,为了活命,诗人还必须保持高贵的沉默,否则泥土就会钻入他的口鼻。这些神来之笔的写法,早已不是寻常意义上的讽刺,它们更像一个讽刺家在阅尽世态炎凉之后,对行走在疾病深处的人无法自抑的同情与悲悯。

苗师傅为了写作此书,以他作为三联的特有杂食大胃,遍读各种药学古籍。也许他很认真想找到一种方子,治治我们身体上的病,救救我们思想里的孽。但他找不到。所以,苗炜说,这件事是“如此重大”,却又“不能太把它当回事儿”。

(:野狸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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