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塔奇曼眼里

在塔奇曼眼里，最值得描写的历史，是人在心智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的行动，他们会犯下巨大的错误，但命运却从错误和灾难中浮现出来，让人认出它，犹如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现形。

1962年10月，赫鲁晓夫把核弹头运到古巴，时任美国总统的约翰·F·肯尼迪实施海上封锁，双方往来了几个回合，苏联终于在十多天后撤走了莫须有的核导弹。人类避免了一场可能的灭顶之灾，其间的10月27日，肯尼迪及其幕僚几已决定动武，灾难的爆发真只在一念之间。是什么阻止了他的行动？

赫鲁晓夫与肯尼迪

说来就是一道传奇了：几个月前，肯尼迪刚刚读完了一本书——芭芭拉·W·塔奇曼的《八月炮火》。正是它让他在紧要关头了忍住了冲动。《八月炮火》写的是1914年，欧洲强国如何以梦游的姿态走进了一场世界大战里，肯尼迪想起书中的往事，不禁怵然：只要一步走错，将来就会有人续写一本《十月导弹》……

让我们理性地看，《八月炮火》的贡献顶多也就是给肯尼迪提了个醒，没有这本书，也许总统也能做出正确决策。但说芭芭拉·W·塔奇曼的书能让人读后依然长久沉浸其中，是没有争议的。塔奇曼是历史写作的行家里手，《八月炮火》发表不到一年就销出七八万册，无数人对它珍爱有加，他们绝对乐意相信这样一个说法：出色的历史著作不仅不需加入等待读者临幸的漫长行列里，而且还能影响到世界重大事件的进程和演变。

在塔奇曼77年的人生中，像这样可以一说的事情着实不多。我怀疑，如果塔奇曼本人再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值得一写，就像她在《八月炮火》中写霞飞、写威尔逊、写威廉二世，或者像在《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一书中写索尔兹伯里、托马斯·里德、理查德·施特劳斯、克鲁泡特金、左拉、那样。

《八月炮火》

这些人，每一个都被她写得仿佛又活了一遍似的：霞飞将军“模样活像个圣诞老人，叫人一见便有慈祥朴直之感——这两个品质在他的性格中是不易察觉的”；

炸药的发明者“既是尖酸刻薄的空想家，又悲观认命，腼腆忧郁，几乎足不出户，4 岁就过着隐士的生活。”

左拉的形象，她引用福楼拜的评语简直太过精当了——“一个腿脚脏兮兮的巨人仍是巨人”。

托马斯·里德是她在为《骄傲之塔》搜集素材时的大发现，他的“可写度”太高，在成书中，像下面这样的描述，几乎可以视作一出古典悲剧中的一个过场：

“里德既没有亲信也没有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是国会唯一的统治者。为了避嫌，他在公共场合总是只身一人行走。这个身材庞大的隐士每天早晨从他的住所肖勒姆饭店……缓缓走向国会山，很少停下来和别人打招呼，也不去理会街上盯着他看的陌生人。”

里德的讽刺漫画

里德是“我们时代的失败者”，但世上可称“失败”的人生何其多也，塔奇曼选择重笔濡染里德，是因为他的才干和性格之间具有激烈的冲突，因而其个人传记具有古典悲剧的色彩。里德在美国加入帝国主义行列的年代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在有望竞选总统的时刻，保持自己爱好冷嘲热讽的秉性，不肯屈尊于公关人情所需。类似的还有克鲁泡特金，他既是受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头尊重的亲王，身上又背负着无政府主义的根本矛盾，即无法通过有组织的方式竞争政治权力，只能诉诸暴恐行为，消灭人的肉身，于是其醉心的事业必然只能骚嚣一时，缺乏后劲。

其实想一想莎剧就能清楚，古典悲剧的一大核心教训，就是“性格即命运”。李尔王仅仅因为性格原因，偌大的国家就送了出去，爱女忠仆死的死散的散。塔奇曼对人物的痴迷，聚集在性格与命运的联结上，而且“命运”是一个集合名词，不止涉及个人，还关乎群体。19 6年4月，她发表了一篇深度时评“对日本的诊断”，其中，她以东方人的“面子”观来分析日本人在外交方面的怪异的行为方式：

“举个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日本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找不到路，绝不会问路，虽然你和他都知道已经迷路。他更愿意无望地四处乱开长达几个小时，用尽需要自己负担的汽油和时间（日本出租车是固定价格，不是按车程计价），只是为了保有一个熟悉线路的印象，从而保住面子。”

真是洞若观火，有一种因尽在掌握而不容置疑的口吻。所以她的散篇文章大多发表于专业外交和政治刊物（“对日本的诊断”刊发于《外交事务》），她的演讲面向的都是专业学会和学术机构（内容往往离不开为何她这样的“业余历史研究者”写出来的书却比专业著作好看很多），她在一生中名气最大的时候，都不愿意去给一大群目不转睛的学生开讲座。

历史学家芭芭拉·W·塔奇曼对历史人物洞若观火，曾两次获得普利策奖

也许塔奇曼只是通过文本和照片来抓捕自己感兴趣的人物，不过，那些政治和文化人物留下的浩瀚资料，够她一辈子潜心玩味其中的了。塔奇曼若写一本关于日本的书，必然处处能埋伏下有关“面子”的细节；同样，在《骄傲之塔》中，你会发现尽管每一章都涉及三四十号乃至近百号人物，但他们组成的群像，却像超级市场里一栏一栏的货架一样，彼此区分，摆放得井井有条。

写法国德雷福斯事件的一大章“我要战斗！”其中的核心人物，从左拉、克雷孟梭、梅西耶、拉扎尔到法朗士，各各不同，但把他们与写英国的那一章“权贵”相比，你又会发现两国人的差别之大，有如天壤一般。法国性格是焦躁不安的，语言很短促，很少长篇大论的驳诘，精彩的话语对攻，每个人物的出场都是急匆匆的；英国性格却是一副被“例外论”庇护的笃定相，打猎，赛马，社交，政治事务不是烈性炸药，而是一段在上流人士手中传来传去的玉玩，懒散的讽刺家时不常地讽刺几句。

《八月炮火》折获196 年普利策奖，次年，塔奇曼写了一篇题为“历史何时开始”的文章，发于《纽约书评》，其中提到了威廉·夏伊勒。“我从亲身经历中发现，我写不了当代史，”而威廉·夏伊勒却可以，“他们不因身在其中而受影响。”这是真话。

《骄傲之塔》里的主要人物，多多少少都有一股漫像的味道：托马斯·里德是个巨胖之人；法国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德鲁莱德腿长鼻子长，酷似堂·吉诃德；罗曼·罗兰很容易激动，被德雷福斯事件的连续转折惊得不停啁啾，到科隆去听施特劳斯指挥《英雄的生涯》，又写下了许多赞叹；辩论高手阿瑟·贝尔福，常常因为让人辨别不清他的真实立场，而成为一个冷漠孤僻的谜团。必须站在时间的距离之外，塔奇曼才能去敲他们的门，感受他们的 与困扰，将他们身上的个别特征化成肖像的亮点。

法国德雷福斯事件漫画

在“计以盎司的历史”一文中，她非常得意地提到《八月炮火》把霞飞比作圣诞老人这神来一笔：“这句话一写出，那幅画面就击中了我，我开始想象霞飞的大肚子、多肉的脸……”说得仿佛想象先行、然后才有事实一样。但是，只有作古多年的历史人物，作一些想象和夸张才感觉游刃有余。写当代史并非塔奇曼的强项，例如，她本人去过西班牙内战，但她留下的主要文字只是一篇较静态的外围观察——“马德里在读什么”，它和“对日本的诊断”、“历史何时发生”等文章一道，收入《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一书。

19 7年的马德里在读什么？“古老的童话带上了战争的痕迹”，《小红帽》有了一个新版本；“马克思主义在马德里战时文学中只是冰山一角”；“士兵图书馆有各种各样的书，上到荷马，下到埃莉诺·格林”；“在后方，战争对印刷品的影响随处可见。格兰维亚大道上的大书店黑灯瞎火……”；“《电影世界》19 6年7月的封面上装点着凯瑟琳·赫本的肖像，这是西班牙还在出版的最后一种电影杂志。”

受到战争影响的19 7年马德里街头

如果我要自不量力地仿照《史迪威和美国在中国的经验》（塔奇曼的另一部获普利策奖作品），写一册《塔奇曼和她眼里西班牙内战》，我大概会从这篇文章入手；我会像她想象修雷尔-凯斯纳迈着稳定缓慢的步伐走上讲台，“好像要上绞刑架一般”一样，想象她自己如何逡巡在拆毁的报刊亭遗址之间，如何透过被沙包堵住的橱窗玻璃，窥看书店里摆放的书籍，为自己能辨别出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作家、书名而暗暗喜悦。

她身在当代史中，却有意地让自己的所见仿佛是从一个未来时刻投往过去的光，所以她目之所见都蒙上了一层历史证物的色彩。书卷、宣传品、报纸、杂志，报刊上叙述的，书中印刷的故事，都是事后被发现的东西；这个天生的嗜字癖拿着一张地图，就像很多年后的一个考古队员，掸掸灰土，贪婪地辨认那上面每一条街道的名字。

如果威廉·夏伊勒不写当代史，那么他1941年当时留下的《柏林日记》大约会变成塔奇曼的菜：“快到我碗里来！”日记里描述的希特勒行止，将会一字一句地转移到塔奇曼那些4×6英寸的小卡片上，然后，《第三帝国的兴亡》也许会由她来执笔：

“希特勒午餐吃得很简单，往往是一份炖蔬菜或蔬菜煎蛋卷。他当然得算是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禁烟主义者。他往往会邀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共进午餐，包括三四名副官、赫斯、官迪特里希博士，有时也包括戈林。在这种宴席上，会摆上一种专门为希特勒酿制的酒精度仅1度的啤酒，有时也会摆上一种用酸白菜酿制的叫做‘赫尔夫’的饮料，其中加了一点摩塞尔河葡萄酒调味。”

享用午餐的希特勒

“马德里在读什么”一文，当初发表在《国家》杂志上。这本杂志曾由她父亲，一位知名的银行家兼法国印象派绘画收藏家所掌。她是标准的知识精英之后，还不怎么会说话时，塔奇曼就被父母带着，连同她的两个姐姐一起到处去看世界了。她的外公，美国驻土耳其大使老亨利·摩根索引着她爱上了历史。她成年后嫁给了一位知名医生，自己在纽约东78街有舒适的寓所，纽约的图书馆里有书山字海，结果，她反而得靠那些4×6英寸大小的卡片，帮助自己远离文字那个宇宙黑洞般的诱惑。

“关于做研究，最重要的事实要知道何时停止……你必须在你完成之前停下来，否则你永远也停不下来，也永远完不成。”她写道。研究是无止境的，“幸运的是，我希望看到作品编印成书的渴望更为强烈，这成了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

历史研究者需要掌握“计以盎司的历史”——她又一篇谈历史写作的文章的标题——精确到锱铢必较是必需的。对塔奇曼来说，爬梳故纸堆，访问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人，再加上实地考察，三者不可偏废。然而最其重要的还是得“会写”。塔奇曼连续生了三个女儿，她自己上边有两个姐姐，在一大群女亲的包围中，她却磨练出一种擅长感受战争中的男人（霞飞、史迪威、威廉二世、威尔逊……）的心理，并将其诉诸笔端的本领，这算是值得为她立传的人去探索的为数不多的趣题之一。趣题之二，以“计以盎司”的标准来说，不妨搞清楚她一周五天竟日沉没在图书馆里的时候，吃的是什么品牌的三明治，带着哪一类包装的葡萄干。

她并非学术意义上的历史学者，没有博士学位，但这是她骄傲的地方：她却不必受学术中人必须遵循的规范的束缚，不需要削足适履地去处理主题。她使用的语言，承袭了美国19世纪爱默生以来的传统，构句精美，典雅，用词却十分精准。

“历史需要准确，用词不慎会出现作者本无此意，而读者深会其意的差错……文字是极具诱惑的危险东西，要谨慎使用。”法国作家居伊·德·莫泊桑也说过，不管你要说什么，只有一个词表达你的意思，只有一个动词表述动作，只有一个形容词赋予其声色。“你必须寻找那个词，那个动词，形容词，不要满足于差不多，不要求助于小伎俩，哪怕是聪明的伎俩，也不要借助口头语来躲开难题。”

芭芭拉·W·塔奇曼

塔奇曼很讨厌《八月炮火》书评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词：愚蠢。在她看来，这就是用词不确的写照。让肯尼迪怵惕的是古人的愚蠢吗？也许他认为是。但悲剧存在的意义远在“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之上。《八月炮火》按悲剧的逻辑架构，其中的政治家和将军们并不愚蠢，正如李尔王、奥赛罗、阿伽门农、俄狄浦斯们也都不是因为愚蠢而让自己毁灭。他们是“性格即命运”一语的证人。

在塔奇曼眼里，最值得描写的历史，是人在心智未能控制自己的行为的情况下的行动，他们会犯下巨大的错误，但命运却从错误和灾难中浮现出来，让人认出它，犹如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现形。“它有一种英雄主义的气质，”塔奇曼这样评论“愚蠢”的一战，“使之高于普通的繁芜琐碎，这是伟大的悲剧必需的元素。1914年的8月，有一种东西在逼近，不可逃避，无所不包，笼罩着每一个人。完美的计划和易犯错的人之间的可怕矛盾直让人颤栗……”

《骄傲之塔》，让塔奇曼本人自负其勇的一部大书，在写到让·饶勒斯之死（简直是收束一出悲剧的完美人选）后戛然而止。战争打响了，结束语召唤着读者去重翻《八月炮火》（《骄傲》在《八月》出版四年后问世），后边尾随的仅是一个五六百字的后记。关于1890—1914年这十五年间欧美世界在“面”上的特征，后记中只用了一串“更××”来打发：

十五年，铸就了一座骄傲之塔，“与此后的时代相比，居住其中的人更自立，更自信，更有希望；更伟大，更奢侈，更优雅；更舒适，更快活，在彼此的陪伴和交谈中更愉悦，更不公，更虚伪，更悲惨，更贫困，感情更丰富（包括虚情假意），更难以忍受平庸，更有尊严地工作……”正反对应，遥遥呼应狄更斯经典的《双城记》卷首语“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在《历史的技艺》中还有一篇演讲稿“人类的闪光时刻”，在我看来，茨威格一整本《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堆砌了华丽而单一的辞藻，反不如塔奇曼感受力更强，点得更透：“你无法从恶中分离出善，智慧、勇气、善良也和无赖、贪婪和愚蠢相伴；英勇无畏和坚忍不拔也和虚荣、残暴、腐败同生同灭。”这是在古典悲剧精神里的熏陶过的人说出来的话。

其实，每个时代都不乏自信和虚伪，优雅和贫困，但塔奇曼却只能把类似的评语献给已翻过去的史册。她不能从当代史中听出同样的音律：“生活在20世纪的人类不值得羡慕。他们以前相信自己是神的造物。现在他们失去了骄傲，开始思索自己最近的斑斑劣迹和眼前的重重困境。他们再也不能如赞美诗诗人那样尊称自己为‘仅次于天使之人’。”——当代史让她遗憾，乏力，有时甚至恶心，但我们能不能向她引一句中国古人王右军的话：“后之视今，犹如今之视昔”？

《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美）芭芭拉·W·塔奇曼 著

张孝铎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年2月出版

《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 1890—1974》

（美）芭芭拉·W·塔奇曼 著

陈丹丹 译

中信出版社 2016年4月出版

（实习：郑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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