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超出铁路行业意义的深度反思之作

众所周知，天下霸唱的代表作《鬼吹灯》曾风靡华语世界，之前的作品无一不是延续着古...

很长时间以来，刘心武与《红楼梦》这个标签一直形影不离，他并不抗拒“红学家”的头...

在笔者的记忆中，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很少有一个行业如铁路这样始终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在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是货运车皮的大紧张；在九十年代至新世纪的头几年，是随着旅游热和农民工问题所带来的“一票难求”，是“春运”、“长假”人口大“迁徒”；在近些年来是与高速公路俱来的一次又一次的火车大提速，是高铁及所带来的快捷及安全事故……人们和大众媒体盼铁路、爱铁路、恨铁路、骂铁路，以至一场事故、一个贪官的下马、一个审计的问题，都可使舆论汹涌、街谈巷议，一个“铁老大”的称呼号包含了人们对它巨大的期待，又反映了多少内心的不满，但是，除了媒体和络的一事一议，作为一个文学界的人，笔者却很少读到来自居于旋涡中心的铁路人和铁路作者，对于那些社会大众关注的正面回应。是的，我们有不少的描写和反映铁路题材的报告文学、小说、散文作品，但基本上都是歌颂重大工程建设的伟大业绩，决策者的高瞻远瞩等等，而对于铁路系统的日常生活，那些常年坚守在铁路沿线，保证火车安全畅通的普通职工的生存、生活，却极少涉及。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学大背景下，铁路作家萧迹先生的长篇小说《大铁路》就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

本书中贯于铁路前面的“大”，显然不是自高自大意义上的大，而是铁路人的博大情怀，是他们牺牲奉献精神的伟大。小说的全部构思和结构正是立足于此，归结于此。它是从一个老铁路职工八十岁生日的家庭聚会开始的，然而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个已成年的孙子的缺席却让这种中国民间历来重视的家庭活动，冷清开始，寂寞结束。这让那些读惯了史诗性宏大叙事的文学作品的读者，很觉突兀。一个既非领导，又非一线职工的老人的生日怎么能与意念中的铁路之大联系起来，然而读罢全书人们很快就会对作者独特的立意和构思心领神会。正是从老魏头这个铁路世家，第二代、第三代的工作和生活开始，切入了常常被忽视的普通铁路职工的现实生存，不仅让人们看到了他们无私的奉献，还看到了他们的艰困和质疑。铁路职业的家族化承传，是由特殊的行业历史和社会原因所形成的独特现象，正是这种客观存在，给长篇的构思和结构提供了真实的生活依据，也提供了切入真实细微的铁路职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契机，使得它不仅具有鲜明的行业特征，而且，有利于揭示新中国铁路历史的社会和时代特征。

也正是以真实的生活和工作情境，表现出为了国家经济和民生大动脉的畅通、发展，普通铁路职工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和高尚的职业精神。从列车长魏小燕和丈夫金武学因为两地分居而离婚，到金武学的父亲在他年幼时死于一次修路炸山的事故，而他自己却因过分劳累，而昏死在工作现场，从大学毕业的孙新军本来已当上了一个段的段长助理，但在一次生产力布局调整、站段的合并中，却被降职为一个车间书记，新婚妻子张曼却因寂寞而陷入恋，到工务段车间主任老魏头的二儿子魏宝江因赶任务违规背上严重处分，最后因脑梗而半身瘫痪，而他的无工作的妻子高艳丽，却卷入非法集资案，负债累累；就连售票状元陈书婷也因为抹不开高艳丽的面子，卖了两张票而背上下岗三个月的处分。小说对铁路职工的生存状况作出了令人信服的生动展示，这些都对加强行业之间、人与人之间沟通理解，维护社会和谐大有益处。然而，小说的目的却并不在于为他们艰困的生存喊冤叫屈，而是在某些不公正的社会舆论和畸型的社会经济背景上，表现他们职业的感、使命感及荣誉感、自豪感。为此，中年瘫痪的魏宝江无怨无悔，受人尊敬，金武学昏死一线，终于换来原妻的理解和永久的怀念，魏小燕本写好了辞职书，但却在最后一班中，以自己的无私、冷静，忠于职守，换来了数百名旅客的生命，坚定和深化了自己的职业感情。魏立伟在频繁的机车升级换代中，本已力不从心、身心疲惫，但在高铁新科技的召唤下，却刻苦钻研新技术，为国家赢来荣誉。

寻找对老一代铁路职工的英雄业绩的记忆，弘扬先辈光荣传统，是《大铁路》情节结构中的一根鲜亮的主线，一曲热烈动人的昂扬旋律。老魏头、老罗头、老金头，孙新军的父亲，牺牲时还很年轻的小罗工长，都是他们的光荣代表和英雄典型，在战争年代、在五六十年代的和平建设年代，他们都曾出生入死，忘我拼搏，创造了新中国铁路建设的辉煌。光荣退休后，仍然言传身教，甚至不愿在城市过安逸生活，与子女们在铁路一线同甘苦、共患难。他们是真正的支撑新中国铁路事业的脊梁，也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脊梁。

热爱铁路事业，热爱铁路人，对他们酸甜苦辣感同身受的理解和关爱，作为几代铁路人代言者的倾诉欲望，在《大铁路》中之所以让人们感到真实可信，真切感人，一个重要因素是作者不仅有着直击甚至以生命和热血铸就的惨烈生活真实的勇气，而且，有着在以往同类题材作品中很稀缺的强烈的反省意识和尖锐的批判锋芒，其矛头，亦即反思的方向直指现存的半军事化的制度和管理体制。早在第一章中作者就通过代理局长马志刚及站长魏松山的感受和观察，透视了路政系统生活中存在的严重的只求速度，不问实效的“形象工程”，应付频繁的部、局各类名目检查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为了环境“清洁”，可以将路边置放的钢轨扔下江，一个年轻工长可以为了几个扣件被小偷杀死，而他的父亲却无力阻止这种无端毁弃巨大铁路资产的罪恶行为。从根源上说，魏宝江的无奈违纪乃至因脑梗而瘫痪，金武学的家庭破裂，以至于倒毙现场，孙新军的离婚，年轻的魏小燕、魏立伟的蒙生离意，都与那种“一级盯一级”，检查活动过多，“干部包保愈演愈烈”的“瞎折腾”有关。在现有的管理和运作体制下，铁路职工，包括各级管理干部，都成了缺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一架疯狂运转的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正如孙新军所感慨的：“常常是一个阶段开展一个活动，一个活动就有一系列要求”，“领导检查工作，必须依靠规章，可实际上却是令规、口规”，“全凭一张嘴，怎么说都是对的，搞得职工不知如何工作。”孙新军在考研后与魏宝江在告别酒桌上的肺腑之言，虽然有些长，但纵览全书情节和人物命运关系，却在文本结构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就是：呼唤和渴望政企分离，淘汰在历史上形成的半军事化这种落后于时代的管理体制，尊重职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尊重他们的休息权基本人权。在温家宝总理任期最后一次招待会热切呼唤体制改革以前，人们或会以为这是作者的偏激之词，但在今天看来，却确是深中铁路时弊，并且，不无前瞻性的对制度改革的深刻思考。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以为《大铁路》的主题和制度反思、批判，在当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突出意义。甚至可以说，他是当前中国经济生活中所呈现的许多问题的巨大抽象，一个以局部见全部、超出行业范围的文学象征。

无可讳言，即使以纪实体的长篇艺术要求看，《大铁路》也存在着 和思考、倾诉的愿望大于艺术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和某些生涩，但在当前普遍存在的回避社会现实矛盾，作家纷纷都陷入炫技误区的中国文学大背景下，《大铁路》作者所表现的直面和反思经济、社会领域的矛盾和问题，呼唤体制改革的勇气，就显得十分宝贵。文学，从来不只是书斋中的玩物，风花五月式的消遣，而首先应该是丰沃的现实土壤中的思想和精神之花，是对时代和人民心声的热烈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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