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代并不抒情需要诗歌

1920年春，胡适出版了《尝试集》。这部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白话诗歌集，用语言的形式与内容决绝地向腐旧的过去作别：“这株大树很可恶，他碍着我的路！／来！／快把他砍倒了，／把树根也掘去”。 1968年春，19岁的诗人食指举起手中的笔，饱蘸着热情，“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在那灰色的年代里，这首诗被竞相传抄，以致传入了江青耳中。 1976年，黎明来临前夕，北岛悲愤地向那个荒唐的时代宣告：“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在他与朋友们举办的朗诵会上，听众总是围了一圈又一圈。 1989年春，海子怀着“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梦，伏在了冰冷的铁轨上，人们记得他说：“伏在一具斧子上，像伏在一具琴上”。之后，人们对他的纪念直到今天也没有停止。也许因为，诗歌，以及一些别的东西，已经随他而去了。 在那些抒情的年代里，诗歌与时代产生了共振。 上世纪90年代后，是激流勇进的二十年，人们埋头于买卖、股票、房地产，70后诗人很无奈：“我从未离开，但你们没有看到我”（黄金明：《我是你们的陌生人》）。在诗歌狂热的年代，他们是读者；在诗歌冷却的年代，他们不幸成为歌者。 2010年9月，民间诗歌期刊《零点》在时隔6年后，悄无声息地复刊了。没有媒体炒作，没有友围观，它们在这死一般的湖面上，没有激起一个涟漪。 艾未未曾问金斯伯格“最好的诗人是谁？”金斯伯格回答说：“鲍勃·迪伦”。在诗歌不受关注的时代里，摇滚乐承担了诗的角色。 这现实令人不寒而栗：诗歌的精神在隽永的字句中，在内在的韵律里，唯有阅读可解真味。当生活中没有诗歌，抑或它化作了别的形态，我们要去哪里直视自己的灵魂？ 孔子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时代并不抒情，但我们仍然需要诗歌。 （：李万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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